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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法考据不可误国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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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邹德祥 来源:中国书画报 2013年08月08日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|
第48期《中国书画报》书法版集中讨论了“书法考据”问题,笔者读后感到,书法考据既要坚持实事求是,又要秉持学术良心,做不到这两点,有些考据文章甚至可能贻误国家。
问题有这么严重么?有。
对历史上的书法名人、书法现象进行深入、系统地研究,习惯上被称为“书法考据”。这样的考据做得好,意义之大不言自明。比如对唐代僧人书家怀素,就需要好好“考据”一番,不做考据,对他的认识就可能一直有错误。
自从北宋《宣和书谱》等书说怀素“俗姓钱”,似乎也就一言九鼎了。说怀素姓“钱”,是因为怀素在草书《自叙帖》中,非常自豪地夸耀说,与他同时代的大才子、朝廷高官戴叔伦、张谓、钱起等人,都对他的草书给予高度评价。其中提到钱起时,怀素说他是“从父、司勋员外郎、吴兴钱起”。既然钱起是怀素的“从父”,当然怀素也姓“钱”。
然而笔者发现,钱起送别怀素时写过诗,诗题却说是送别“外甥怀素”,钱起这首诗的诗句与《自叙帖》中引用的一模一样。这样,你还能说钱起的“外甥”怀素也姓“钱”么?
《宣和书谱》是有权威的书,它怎么说别人就怎么信,似乎无须“考据”了。殊不知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,有时对那些“有权威”的东西,恰恰需要多问几个为什么。比如笔者还发现,同时的《宣和画谱》把《李德裕见客图》说成是韩滉画的,也是天大的笑话,因为李德裕出生之年,正是韩滉去世之年,人怎么可能画后世的人?韩滉与李德裕一样,也曾官至宰相。
在书画界,正有极多极多的课题,需要既有雅兴、又多闲空的专家教授,去做仔细的“考据”。撇开这些古人,咱再看看现在的日本,是不是很需要中国的学者、教授仔细地“考据”呢。
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13年年初,短短几十年里,竟然连续“发现”了两件“王羲之书作”!这两件东西,一件叫做“妹至帖”,一件叫做“大报帖”。
日本藏有中国国宝极多,比如王羲之的《丧乱帖》等,日本向来是秘不示人的。而对所谓的“妹至帖”,他们却毫不珍惜,在2007年拿到中国香港来拍卖,想要卖给已经“不差钱”的中国人,起价2300万元港币。
2013年初,日本又发现了“王羲之”——所谓的“大报帖”。这件东西在日本各大媒体被广泛宣扬,被说成是王羲之书作的“唐朝精摹本”,和《兰亭集序》一样宝贵。现存王羲之书《兰亭集序》即为唐代精摹本。
几乎与此同时,就有中国的书法教授也展开了“考据”。该教授连“大报帖”是啥模样都没看见,就在中国文化艺术界的权威媒体比如《中国文化报·美术文化周刊》上发表长篇文章,说这“大报帖”非同小可,它和在香港流拍的“妹至帖”“原是一件”,这件“唐代精摹本”是唐时日本“遣唐使”带回日本去的,日本人不知在何年何月把它剪成了两件,现在“大报帖”重又面世,两件神物得以“珠联璧合”,这是书法界的一大盛事,是王羲之研究方面的一件大事。如此等等。
还没看到具体的原件,就说这东西是唐朝宝物,是“王羲之”!这位中国教授的“考据”虽然支吾其词言不及义没有半点说服力,然而在眼下的学术环境,专家、教授一旦发言,人们往往信以为真,谁都懒得“怀疑教授”,反倒轻点鼠标立即将此文加以转载,让书法教授的“学术影响”在网络上立即放大,让“大报帖是王书唐摹本”这一荒唐说法在这个人云亦云的世界上,给无数的观众彻底洗脑。
想必日本那边,会很感激这位中国教授吧?
笔者上网一查,发现这位书法教授曾在日本修学、工作多年,那时《大报帖》尚未问世。笔者又上网一查,发现2007年《妹至帖》在香港拍卖之际,这位教授也曾写了长文,宣传《妹至帖》是“王羲之”宝物。
其实,名不见经传的《妹至帖》《大报帖》不可能是王羲之作品。它们笔法粗劣,结字丑陋,语无伦次,错字连篇,就连“羸”字这样敏感的草书字都写错了(最后的部件“凡”居然写成了“反文”)。富于想象力的中国教授说那两件东西曾是“一件”,那么可以断言,现在的“两件”均与王羲之无关,都不是什么“王羲之书作唐摹本”。
日本人随便把什么东西说成是“王羲之”,中国人理应冷静,理应认真发现其“假”,断不可闭着眼睛“考据”其“真”,更不宜在权威媒体上不负责任地急着“顶”它。设若人家拿这东西来中国拍卖,中国花几千万甚至几亿元买到手,居然是假货,那么这样的“考据”,是帮了国家呢,还是误了国家呢?
书法界有时需要“考据”,但是做书法考据有个必要的前提:一要有知识深度,二要有学术良心。笔者觉得,有人拿“王羲之”忽悠中国之日,正是考验国人“知识深度”与“学术良心”之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