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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陈平教授演讲第一部分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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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历史定位是追求高收入,还是占领制高点?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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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陈平 来源:观察者网 2016年07月27日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
中国如果拿钱去玩金钱游戏,投机房地产等于自杀。拿钱投资教育、投资科技,占领科技、军事、工业的制高点,中国才有希望。失去制高点,就失去斯密承认的市场经济的权势,就没什么“国富”,只能给人家抬轿子。日本、韩国工业做的再好,也只是美国的依赖经济,什么“高收入国家”也是软骨头。哪里有中国或前苏联的能力,可以对抗美国的霸权?
你如果读懂了斯密,理解了近代史,就可以知道,争夺市场规模是市场竞争的核心。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,绝对不是像新古典经济讲的什么价格均衡,什么优化资源分配,哪有这回事?市场价格机制的核心,是策略定价,不是成本定价,更不是边际定价。把市场规模竞争忘掉的话,就会让新古典经济学误导中国的发展战略。因为国际市场根本不是完全竞争,根本不是完美市场,而是垄断竞争,美国寡头控制的国际市场。西方金融危机的解决之道,不是西方改革濒临破产的福利体系和军备竞赛,而是向新兴国家转嫁危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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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观察者网按】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、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陈平教授,最近去土耳其、新加坡、中国湖南、武汉一番游历之后,又有新发现。7月中旬他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13期的发表演讲,内容横跨物理学、经济学、全球历史及世界政经格局,纵横捭阖,再次丰富了他破解西方中心论,以及对中国在全球历史地位等宏大问题的思考。演讲稿经陈平教授审定授权观察者网发布,全文共五万多字,本文为第一部分。
今天的主题是两个问题: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定位,和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。前者是历史的反思,后者是未来的展望。没有前者,就没有后者。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。
两个问题都很大,涉及的范围很广。为了帮助大家理清思路,我们分为四个部分来讨论。
第一,先讨论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,给大家介绍我们正在探索的“代谢经济学”和“史观经济学”的主要框架。我们的起点是斯密《国富论》的内在矛盾和空想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。
第二,我们来破解西方中心论的神话,还原世界史上三大文明竞争演化的图景,重新理解中国的历史地位。
第三,我们要破析世界银行制造的“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论”的政治意图,看清中国当前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战略。
最后,我们结合当前形势,来探讨中国建设全面小康,占领科技、产业、军事、金融制高点的可能途径。
铁路工人的经验启发经济学的新思维
先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自号“眉山剑客”,别号“寂寞求错”。首先因为名字叫陈平的实在太多了,不得不取个号区别一下。
我的经济学不是科班出身,我文革时是中国科大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,1968年分配到成昆铁路局眉山电务站当了五年铁路工人。我观察经济学的起点实际上是我在铁路上的经历。我发现,现代的工业经济和亚当斯密理论以及新古典经济,完全是两码事。亚当斯密讲的分工可以由市场协调,讲的是手工作坊和小农经济,个体和个体之间可以直接交易,但是铁路上你怎么分段交易,这根本不可能。所以,“分工”加“市场”,不等于协作,这个经验是在当铁路工人的时候悟出来的。我后来学了西方经济学,发现现代大工业的产业链和网络经济,基本经验和现在经济教条完全矛盾。我为什么叫“剑客”呢?因为我的经济学研究课题不是来自教科书,而是来自经济学大家之间的辩论和交锋,大家提出没有解决的问题,很受启发,自己也就上去参与对话。我们后面会看到,当代很多基本问题都是经济学大家们的交锋提出来的。
为什么别号“寂寞求错”呢,有一次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辩论“科斯”问题,辩完了,研究生给我起个外号叫“独孤求败”。我觉得不好,因为科学讨论不求胜败,科学过程就是试错,所以我改成“寂寞求错”,以错会友。今天在座的无论年纪大小,只要给我指出错误,我一定闻过则喜,向你学习,再交个朋友。
1.1 警惕经济学的统计误差误导经济决策
我今天对历史定位的观察,始于我怀疑世界银行对各国收入水平的排序。
我要警告的是,经济学的数据分析和科学观察非常不同。科学观察得到的数据,是科学家自己设计的实验,实验室里的实验是可以控制的,所以知道我们在测量什么。但是经济学不是,经济学大量给你的数据是政府或企业给的,怎么定义和测量经济学家也不清楚,误差多少也不知道。所以我警告大家,我的经验,经济学数据不能全信,也不能不信,你得亲自去观察比较,才能估计误差的量级。我后面会说我个人观察的结果,现在误导中央决策的经济数据,尤其是gdp数据,我认为误差极大,可能会高达50%。这样粗糙的测量,表明经济学离经验科学还差很远。
1.2 东欧和中东的实地观察挑战西方中心论
我自己的经验观察,花了十来年的时间,做了两次系统性的比较观察:
第一次是研究东欧苏联中国转型经济的结果。我去俄国两次,东欧去了匈牙利、波兰、东德。其中统一前后的东德我去了三次。观察的结果我发现,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一般均衡理论导致的休克疗法是完全失败的,中国摸石头过河的价格双轨制,使中国的发展远远超越东欧全盘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转型模式。但是我们国内现在还有一批人在继续模仿鼓吹“华盛顿共识”以及“普适价值”,实际上就是要中国模仿东欧的全盘西化模式。我研究东欧转型的结果是否定的。历史实践可以检验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,就是我们现在大学教科书教的。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,价格放开会保证有唯一稳定的均衡解,实践上不可能!因为不同产业有不同的生命周期,价格收敛的速度大不相同。农民养鸡几个月就可以卖,建工厂电网要几年到十几年。各产业之间的协调,包括国际贸易逆差,英国、美国持续了几十年到上百年。
第二次观察是从希腊到中东,否定了西方中心论的迷信:所谓西方科学民主,东方专制愚昧。世界文明的历史就是西方文明的传播史。
2010年我第一次到希腊,感到非常兴奋。因为我业余非常喜欢研究历史。初中时学过素描,从希腊的雕塑的人体美开始,到希腊建筑的美,非常崇拜。中国人大会堂的柱廊,显然受希腊建筑影响。西方的哲学、社会科学,也用希腊的雅典来代表西方民主、科学的最高成就。让启蒙运动一批判,中国就代表了东方的专制愚昧。
我对经济问题的兴趣,始于最早研究李约瑟问题,为什么科学发展起源在欧洲,而不是中国?想当然,大伙儿就认为中国专制、封闭、保守。韦伯讲,资本主义兴起和新教伦理有关。作为对比的,就是儒家阻碍科学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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帕特农神庙
但是我亲自到雅典一看,答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雅典娜神庙我向往几十年了,亲眼看的时候却发现一件西方文献不提的怪事。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观察:为什么看雅典神庙就知道西方文化是从近东学来的,为什么西方模式的政治经济不可持续。也证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是不可持续的。
我先看了希腊,我就猜测希腊神庙是从埃及学来的。2013年我在埃及革命和反革命两次动乱之间去了埃及,把我的亲友吓坏了。我觉得我必须亲自去次中东,才能明白为什么英美不断发动中东战争,才能明白中东和中国有何关系。我2013年先到了埃及,看了金字塔和埃及神庙,立即明白了东西方文化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。看完埃及,我觉得我必须要去伊朗。2015年去了伊朗,上个月去了土耳其。两次恐怖分子在伊斯坦布尔发动爆炸袭击之间,去了土耳其。因为我觉得时间紧迫,再不去,可能就和伊拉克、叙利亚一样去不成了。看来我的命还挺大,两次爆炸我都没碰上。但是我观察到的东西非常重要,跟大家分享。
我从雅典到中东的观察得到什么结论呢?就是质疑“西方中心论”,进一步比较马克思和毛泽东观察到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。我们现在都以为马列毛是一致的,其实不完全一致,我认为中国的革命经验超过了马克思和列宁当年的预想。
1.3 重新理解斯密“国富论”和“空想资本主义”的由来
作为经济学家,我要回到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内在矛盾上去,才能理解当代的经济学问题。
我们在座的都读过斯密的《国富论》。斯密把大家都忽悠了。为什么忽悠?斯密书的标题是“国富”(wealth of nations),各国以前只追求国安,为什么要追求国富?尤其鸦片战争之后,中国人天天梦想国家富强。改革开放以来的宣传,中国现在一天到晚都想着我们如何致富。斯密有没有告诉你,what is wealth?什么是财富?我告诉你,斯密不知道,他没有给出答案!他竟敢把没有答案的东西放在标题里面,怎么不是忽悠?当然他是有贡献的,把问题提出来就是一半的贡献。有两个经济学家是以提问题而不是给答案做出贡献的,一个是斯密,提出什么是国富(wealth of nations),还有一个是马尔萨斯,质疑人口和资源的关系能否匹配。虽然马尔萨斯的预言不见得正确,但是他启发了达尔文,达尔文启发了马克思。所以我们做科学的人提出问题可能比回答问题更重要。我们先要尽可能提出好的问题,然后解决问题。
斯密问了什么是 wealth,他没有答案,但是他不甘心,所以羞羞答答地引用了一个政治学家,霍布斯的答案。大家读过霍布斯的《利维坦》,讲大政府的起源。利维坦说什么呢?“wealth is power”。中国翻译“power”这个词,会分别使用带贬义或褒义的翻译,爱憎分明。培根讲,“knowledge is power”,翻译为“知识就是力量”,这“力量”当然是好东西。今天我的翻译“whealth is power”,“财富是权势”。你会想,权势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?可以是好东西,也可以是坏东西。你马上就想起列强侵入靠什么?就是靠战争和资本的权势。我们追求 gdp,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的东西是有真货的,是实际的物质生产,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虚拟的,是寡头操纵市场价格构造的虚拟经济,是忽悠剥削大众的。然后你才知道,西方经济学老讲优化资源分配,怎么优化法?部分靠科技,部分靠权势。为什么美国在全世界要建700多个军事基地?为什么要打金融战争和货币战争?因为要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,控制国际分工的制高点。讨论权势,经济学和政治学就分不开。西方经济学非常大的一个误导,就是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改名为新古典经济学,好像经济学是一个客观中性的纯粹的经济学,其实和政治、和经济分不开,而且经济和战争分不开。我后面会讲,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战争,不是生产,也不是需求,也不是金融。
那么资本主义扩张,究竟追求的是财富?包括自然资源和货币财富,还是权势?权势究竟是什么?新制度经济学不是强调产权吗?什么叫产权,产权不仅是什么剩余索取权,而是控制权,也包括定价权,还要包括游戏规则的制定权。奥巴马为什么要搞什么 tpp?他公开说不能让中国掌握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,他美国要掌握游戏规则。你们这才会明白,当你做得辛辛苦苦,他们改变游戏规则,就让你市场上竞争成功的企业不战而败地出局了。这不是什么公平竞争。我们大家都在讲法制、宪政,资本主义的法制谁制定的?不是民众投票决定的,也不全是利益集团决定的,是打胜仗的赢家,拿武力,拿大炮、导弹、航空母舰制定的。建立资本主义法典的拿破仑是用大炮打垮贵族的骑兵,然后在被征服的欧洲国家推行拿破仑法典。
斯密是空想资本主义的鼻祖。一方面,他承认“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”,接近市场规模就会产生垄断,争夺市场规模不但可以用价格策略,也可以动用资本和军事的力量,必然产生争夺市场规模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。另一方面,他又幻想国际贸易会由“看不见的手”自动实现贸易平衡,无需政府干预,幻想“道德情操”可以弥补市场竞争产生的社会问题。这都说明斯密对政治的了解,远不如他对经济的了解。幻想经济可以和政治、生态约束分开,是空想资本主义者共同的弱点。哈耶克和科斯强化而非削弱了斯密空想资本主义的倾向。我们后面再谈。
1.4 霍布斯鲍姆谈“英国病”和金融自由化的后果
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对话。我比较有幸见过几个很重要的历史学家,有两个已经不在了,就是李约瑟和费正清。有一个做世界体系的沃勒斯坦还在,他是社会学家。再一个就是不久前去世的霍布斯鲍姆。我原来不知道他,2012年我到英国讲演,结识了一个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亚丁·马克,他写了一本畅销书《当中国统治世界》。他对我说,你一定要见霍布斯鲍姆,他说是当代最伟大的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,写了四个时代成名,包括《革命时代》、《资本时代》、《极端时代》等。他当时已经95岁了,脑子还很好,但时间不多了,你一定得见他。我们在他的家里见他,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。我觉得真是幸运。因为伟大的历史学家比经济学家的视野还要广阔和深刻。所有的经济学流派,辩论到最后的裁判,归根到底都是历史检验理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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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见时的霍布斯鲍姆
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他跟我谈话的最重要的成果,也只有他敢说。我要知道,大英帝国兴起的秘密是什么?经济增长的动力究竟是什么?霍布斯鲍姆告诉我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实,如果你想通了,你也就搞清楚了今天中国的地位。他说英国的高峰在1850年,英国工业生产占世界一半,但是不赚钱。我们今天的中国也一样,我们工业生产世界第一了,但是利润很薄。国内主流经济学说我们是什么“粗放增长”,应该输出低端制造业、搞高端服务业、搞金融等等,即使美国出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,国内照样有一大批经济学家崇拜美国模式,要搞金融自由化,开什么玩笑?我问霍布斯鲍姆,那英国靠什么赚钱?他说靠两样:第一个是控制海运,这海运是垄断贸易通道,没有强大海军不行,就跟美国今天要控制国际航道是一样的。第二就是金融。
英国1850年明白了这两条盈利的捷径,就开始强化这两条捷径,结果从那以后英国开始走下坡路。为什么?重复以前历代的金融帝国的老路,就是发展过度金融,输出制造业,然后国力衰落,输掉战争,当然也就输掉海运和金融的霸权。当然英国的衰落时间较长,从1850一直到一次大战后大英帝国才不行了,顶峰到衰落接近70年。原来我在2009年澳大利亚的国际会议上分析金融危机的根源是“美国病”,类似经济学熟知的“荷兰病”,即利润高的某个产业挤出利润低的其他产业。霍布斯鲍姆的故事让我明白,金融危机的根源是“英美病”,因为美国只是重复了英国金融霸权由盛而衰的老路。
1.5 中国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战略:追求高收入,还是占领制高点?
我讲霍布斯鲍姆的故事,就是因为今天中国有人想走以前英国同样的老路。接下来我要提一个问题,中国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战略是什么?今天讲的问题好像很大,主题讲历史定位,实际目的是要讨论中国今天的发展战略。为什么?讲历史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,而是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,而历史给我们的教训远远超过教科书里的模型。
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,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强大了,世界上很多国家欢迎我们去,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?追求高收入?还是要占领制高点?
要回答这个问题,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自己探索李约瑟问题的历程。文化革命的时候,我是中科大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。为什么学物理的要研究经济学,就是因为文革中一直思考李约瑟问题,中国科学为什么落后,中国发展道路和西方有何不同?我1962年上大学,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,中国几代人的艰苦奋斗,那个时候即使吃不饱还要造原子弹。为什么?陈毅当时给我们学生讲话,他当外交部长,希望一个口袋里面要有原子弹,另一个口袋里面要有钱,否则外交部长不好当。我的班主任是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的支部书记,下乡劳动就给我们讲抗美援朝的战争故事。当时中国多难啊?可是照样打败了美帝。现在,中国我们现在都有了,又有原子弹又有钱。还想干什么?有些人反而想不明白要干什么,反而崇拜美国已经走向衰落的老路。所以我们要学马克思、毛泽东,重新反思历史、展望未来,才能拿准中国的历史定位。
1.6 近代科学发展的动力是什么?
我要回答一个问题,科学怎么发展?很多人以为科学就是民主,雅典有民主,希腊到文艺复兴就是科学发展的主线。这个回答对吗?对不起,不对。因为没有科学史的依据。
我在当铁路工人的时候,业余系统研究过科学史、技术史、和科技政策史,发现近代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生产实践,而是从争夺海路的控制权扩展到科技成为大国崛起的国策。
科学的物理学从什么时候开始?从天文学开始。你们有没有想过,天文学发展的非常早,但是不同文明对天文的关注点完全不同。埃及人建金字塔,用于建塔的天文学定位的精确度让现在的人都惊讶。古埃及人天文学的发展比中国商代还早2000年。中国系统观察天文的历史也比西方早,但是观察的目的完全不同。
埃及的天文学,尼罗河泛滥是定期的,所以不需要航海,它的天文学首先是为金字塔定方向,其次才是研究历法和气候、季节的关系。造神庙为的是显示王权和国威,吓唬民众和入侵者,所以天文学主要是为造神服务的,神就可以强化法老的永恒的统治地位,不来挑战他的产权。新制度经济学不是强调保护产权吗?埃及法老保护产权是最严格的,王族内部通婚,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历史也最久,没有一个帝国比古埃及帝国还长,最后整个民族和文化都完了。现在的埃及人和古埃及没有关系。
中国的天文学也目的简单,就是为农业服务的。24节气,每年农业经营的预报都是根据天象来的。
1.7 为什么哥白尼、开普勒、牛顿出在西方而非中国?
有一个问题天文史家没注意,是我发现的,大家可以挑战我的观察是否有道理。我在文革中研究李约瑟问题,想想天文观察,中国那么早,为什么不出哥白尼,不出牛顿?理论天文学家为什么都出在西方而非中国?
我的回答很简单。中国人的海岸线是南北向,船走到哪儿,近海航行的话看海岸上的景物就知道到了哪里。远海航行就得测量纬度,你拿个三角板测星高就可以推算纬度。所以,中国航海不需要定量的天文学理论模型。西方航海,地中海是东西向的,后来想要寻找东方通往印度、中国的东方航路,最大的难度是定船所在的经度问题。光拿中国的指南针,知道北方在哪儿,却不能知道经度在哪儿,就不知道位置在哪儿。我们从科学史知道,科学发展的路径,绝对不是西方经济学假设的随机游走、布朗运动,恰恰相反,科学问题的解决有非常清楚的思路。科学史上,只有就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定经度的问题:一个就是观察行星运动,根据行星所在的位置,如果能建立它的理论模型,就可以反推观察者(船)在什么位置。还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测时差。比如从英国出发带两个钟,其中一个钟定好显示格林威治时间,另一个钟就对当地的时间,两者的时差可以定经度。
这两种定经度的方式,诞生了科学文明和工业文明两条路子。要解决行星运动的定量模型,就从托勒密的地星系,用一百十几个圆的叠加来描写行星运动的轨道。哥白尼改用日心系来简化行星轨道的描写,改变坐标系后,哥白尼只用了十几个圆的叠加来描写行星轨道。开普勒把圆改为一个选择的椭圆来描写行星轨道,大大简化理论模型,才有牛顿力学的建立,发现万有引力定律。整个物理学的开拓,就是经度问题所带动的。
为什么解决经度问题?因为西方航海要寻找去东方的航路。为什么要东向或西向航海?因为要争夺新的市场和新的资源。西方的地理大发现,绝对不是亚当斯密讲的看不见的手,不是市场的盲目冲动,那样只能原地踏步;而是帝王,包括葡萄牙的王子,西班牙的国王,意大利的财阀支持的,包括英国海军悬重赏解决经度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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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当斯密雕像
另外一条路,机械钟的发明和改进引发整个工业革命。如果你仔细读读西方哲学,西方的宇宙观实际就是机械钟模型。
相比之下,中国人的宇宙观是生物学模型。中国讲天人合一,易经讲星象和人体、季节的关系,气候变化引起生物行为的变化。如果讲西方航海贸易促进早期分析科学、机械论的发展,则中国早期的整体论难以发展分析科学的定量模型,就可以理解。我讲中国现在时来运转,因为我们做非平衡态物理学,做复杂科学,动机就是要理解生命现象的科学机制。非均衡理论本质上是生物学模型,而非机械论模型。古代生物学已经非常复杂,讲讲辩证法可以,没法定量描写,所以西方人搞机械那套反而是先占了上风。回头来看,西方近代科学领先中国和其他文明,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经度问题促成的;把经度问题作为理论天文学,以至现代物理学的出发点,是受地理环境决定的。不是什么民主、专制决定的。因为古埃及和古中国都不需要关心经度问题。
1.8 近代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是生产,而是大国的军备竞赛
我要强调一下,古代早期的技术发展,比如养牛、采集种子,那是偶然的发现,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。但是后来,从中国的春秋、战国时期到西方的中世纪,大国之间的战争加速了铁器和火药的运用。从拿破仑到两次大战,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,科技政策成为主要的国策,能否掌握科技制高点成为决定大国命运和地位的武器。很多民用技术的源头,都是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移。我讲几个最简单的故事。
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典,谁建的?拿破仑。我跟索罗斯讲,西方大陆的法律体系是拿坡仑用炮队建的,不是议会建的。拿破仑发明大炮集中轰击的战略战术,打败西方传统的贵族军队--骑兵。平民出身的炮兵军官打跨整个欧洲的贵族,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,不只是中国的改朝换代,道理很简单。拿坡仑是炮兵军官出身,要学弹道学,成为第一个受过严格数学和科技教育的君王。是拿破仑建立法国第一个多科理工学校。高等科技研发院校不是牛津、剑桥开始的,是法国拿坡仑建立的。埃及远征拿破仑还带着大批科学家去,中国古代军队远征,从来只带谋士,不带科学家。达尔文航海坐的是英国海军的船,任务是调查各殖民地的动物物种,才会发现物种演化论。中国的本草重视的是农用植物,而非动物。德国被法国拿破仑打败,要重新恢复国运,普法战争打败法国,靠什么?靠科技。普鲁士最早普及教育,才能使有文化的军队掌握新式武器。英国最早修铁路电报,而普鲁士最先看到铁路和电报可以用来打仗,西门子公司的做大和普鲁士的崛起密不可分。法国首先宣战,但是法军还没出动,普鲁士军队已经坐火车开到城下把法军灭了。所以拿坡仑和普法战争以后,科学成了国策。一次大战前后,西方大国纷纷建立国家级的科研机构,都把发展科技变成国家的头号战略。美国为什么在全世界称霸,靠的不是人口多,靠的是科技强,才能军事技术厉害,想打哪儿就打哪儿。当然现在没有工业经济支撑的军事游戏后面玩不动了。
中国今天必须明白掌握科技制高点的重要,那不是花钱,搞市场交易能买到的。我们现在用的民用技术,包括核能、手机、gps导航、互联网,都是冷战军事技术的产物。中国如果拿钱去玩金钱游戏,投机房地产等于自杀。拿钱投资教育、投资科技,占领科技、军事、工业的制高点,中国才有希望。失去制高点,就失去斯密承认的市场经济的权势,就没什么“国富”,只能给人家抬轿子。日本、韩国工业做的再好,也只是美国的依赖经济,什么“高收入国家”也是软骨头。哪里有中国或前苏联的能力,可以对抗美国的霸权?
1.9 研究“史观经济学”要从认识斯密的“空想资本主义”开始
为了方便大家理解,我先把经济学研究的结论说在前面,再讲故事来理解经济学的变革。
我今天讲历史故事不是目的,是给我写《代谢经济学》的书做准备。我们几十年来的经济研究可以分为两条线。最早的第一条线,就是从铁路开始,重新研究分工、市场和协作的关系。我独立发现了斯密的问题:分工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机制协调。
我认为亚当斯密真正的贡献,是《国富论》的第一卷第三章。第一章他讲分工提高效率。第三章他讲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,这是经济学非线性本质的最好解读。只要土地资源有限,再怎么扩展市场,你的发展空间也是有限的。
市场规模的限制有哪些因素?
第一,是马尔萨斯看到的,市场规模受资源限制。中国传统的落后、停滞,就是守着那一亩三分地,不去开发新的资源,当然落后了。后起的西方对外扩张,把全世界的资源都占了,才会有所谓的现代化和全球化。
第二,西方靠什么抢占资源,不是靠人多势众,是靠新技术,开发新的资源,比如电能、太阳能和核能。
第三,如果生产技术差不多,甚至市场竞争不过你,就用军事技术发动战争,或者用金融力量兼并对手,最终达到控制市场份额的目的。两次大战,德国在科学技术领先,但是输掉战争和金融。英国和美国的霸权,靠的不只是科技实力,更是靠军事和金融的优势,先后控制全球化的制高点。
你如果读懂了斯密,理解了近代史,就可以知道,争夺市场规模是市场竞争的核心。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,绝对不是像“新古典经济”讲的什么价格均衡,什么优化资源分配,哪有这回事?互联网给大家免费使用,钓你上钩,干什么?为了先把市场份额给占了,一旦占据垄断地位,后面的竞争者进不来,再怎么提价是我的事。市场价格机制的核心,是策略定价,不是成本定价,更不是边际定价。把市场规模竞争忘掉的话,就会让新古典经济学误导中国的发展战略。因为国际市场根本不是完全竞争,根本不是完美市场,而是垄断竞争,美国寡头控制的国际市场。西方金融危机的解决之道,不是西方改革濒临破产的福利体系和军备竞赛,而是向新兴国家转嫁危机。
我们早在1968年就观察到,中国的重工业不能实现规模经济是因为西方经济封锁。1979年我们认识到,改革开放的重大机遇是突破了西方强加给我们的市场限制,从而能开拓世界市场。我们用演化动力学做的产业竞争模型是1987年发表的,当年西方学者觉得产业竞争等价于军备竞赛模型,各国文化与学习战略的不同,可以研究美日竞争,美苏竞争的多种前景。2012年,国际“熊彼特经济学”协会的主题是中国为什么崛起,请做第一主讲人。我想,经济学话语权的实质,是经济学概念的创新。我把1987的论文改了标题,1987年的文章题目“分工起源”,经济学家看不懂。我改了标题他们就懂了,叫“代谢增长论”。代谢增长论目标,就是用中国崛起的现象来挑战主流新古典的经济增长论。
我们首先挑战索罗的“外生增长论”,把人口和资本作为增长的主要动力,鼓吹经济趋同论。国内经济学界近来流行的全要素生产率,其实就是索罗模型的残差,拿来忽悠什么中国的“粗放增长”,否定中国工业质的飞跃。
其次,我们挑战罗默的“内生增长论”,讲知识资本是南北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源,因为经济学认为知识是积累的。西方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领先,知识积累自然领先,应该永葆富贵。对吗?不对!为什么?我们做科学的非常明白,知识不只是积累的,更是新陈代谢。要不是新陈代谢的话,怎么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性呢?所以我们对中国崛起的理解,在经济学理论上叫“代谢增长”。
我们更大的目标,要把“代谢增长论”发展成“代谢经济学”。因为我想要实现当年凯恩斯没有实现的梦想,发展经济学一般的统一理论,而非局限于一家之言。
凯恩斯当年写通论的时候,中译本对书名的翻译是错的。general theory”不应当译为“通论”,应该译为“一般理论”,为什么叫“一般理论”,因为凯恩斯要效法爱因斯坦,爱因斯坦的“广义”相对论,中国也翻错了,应译为“一般”相对论,它作为“一般”理论,可以把“狭义”相对论(应当译为“特殊”相对论)作为“特殊”理论包容进去。狭义相对论又可以把牛顿力学作为特殊理论包容。我们现在发展代谢经济学,目的不是把前人的成果都推翻,而是要发展更一般的理论把前人的成果整合进去。
怎么整合呢?我们四十多年的研究,从1985年,从货币指数中发现经济混沌开始,否定了一系列的得了诺贝尔奖的主流新古典理论,包括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,包括宏观经济学卢卡斯的微观基础理论,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,和计量经济学弗里希的噪声驱动模型。
现在主流经济学思维最大的问题是叫“方法论的个人主义”,他们认为宏观就是简单的微观加总,“整体等于部分之和”。这是不对的!有机体的整体,远大于部分之和。你观察生物的进化过程,从生物结构的演变开始。林奈最早对生物物种的分类,是从宏观开始,还是微观开始分类?当然从宏观的形态和肌体结构开始,从物种进化的历史顺序开始。我们重新构造经济学的体系,要学习马克思的大历史观。恩格斯认为,马克思最大的贡献是历史唯物主义。大历史观,把世界史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。我们现在要发展新的经济学框架,我的出发点就是先做“史观经济学”,再顺序研究宏观、金融、微观、制度。这是我的计划。有没有新意?请大家检验。
1.10 斯密国富论的内在矛盾
我们重构经济学框架的出发点,就是斯密《国富论》没有解决的内在矛盾。《国富论》的内在矛盾,可以引出经济学发展的不同方向。
《国富论》第一卷第一章讲分工,分工提高效率,大家都赞成。但是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不提了,因为新古典的均衡论和优化论无法解释分工的演化。
《国富论》第一篇第三章的标题是斯密最重要的贡献,但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不提了,领导人、决策者也都忘了,就是“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”,其经济学的含义,就是市场竞争的核心是竞争市场份额,不是竞争价格或成本。这点,像马云、任正非那样的企业家都很明白,但是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不明白。
《国富论》第四篇第二章讨论“限制进口国内可生产的货物”时,仅有一次提到“看不见的手”,他认为国际贸易会自动平衡。斯密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,给了一个例子。假设有个荷兰商人用船做国际贸易,荷兰当时是海上马车夫,从柯尼斯堡(当年属普鲁士,现在变成俄国的加里宁格勒)买了玉米运到葡萄牙的里斯本,船空着回去不合算,他们会装了葡萄牙产的水果和葡萄酒运回去。如此这般一个极为简单的外贸例子,斯密立即来了个逻辑跳跃,断言说国际贸易一定会自动平衡。新古典经济学则把“看不见的手”推广到──所有政府干预都是扭曲市场、降低效率。我奇怪的是,这么多人读《国富论》,竟然没有发现斯密的逻辑错误。
大家想过吗?斯密说船往返不会是空的,但是来回船装的东西,重量不一样,体积不一样,总的价值会一样吗?一船粮食和一船水果或葡萄酒的总价值怎么会一样呢?
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案例可以证明:斯密“看不见的手”的理论,即使在国际贸易问题上也是不成立的。美国贸易逆差,从1970年代开始持续到现在几十年了,打了各种各样的热战、贸易战和汇率战,压日元、人民币升值等等非经济手段,美国实现贸易平衡了吗?没有。19世纪英国进口中国茶叶造成的贸易逆差持续了170年。英国种植贩卖鸦片,打了鸦片战争还是解决不了贸易逆差问题;接着又在印度西北部种茶,英国政府补贴修铁路,这全都是“看得见的手”,直到1900年才扭转了逆差。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幻想靠市场交易就能协调国际分工,以为汇率调整就能解决国际贸易的供求平衡,这是一个经济学理论的乌托邦。我把斯密叫做“空想资本主义”的创始人,因为斯密本人清楚地看到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,也看到资本主义初期的殖民主义,看到财富和权势的联系,却幻想市场能自动均衡,道德可以约束贪婪带来的战争和动乱。后来的哈耶克、科斯在亲身经历两次大战之后,依然坚持空想资本主义的幻想,否认资本主义带来的市场内生的不稳定性,就不是简单的经济学问题,而是对人类发展方向的信仰问题了。
1.11 中国道路的贡献在发现协调分工的新模式
我今天要讨论的基本的问题,是中国道路和西方道路的差别,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。斯密理论的局限只有一句话:“分工加市场不等于协作”。市场对分工的协作,最多只有一半。协调分工的另一半、也可能是多一半,靠的不是市场,而是靠政府,靠社会,靠科学家,靠其他的非市场机制。中国搞社会主义大协作的市场经济,优势远远超过美国、欧洲和日本。因为中国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,发展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的大国,尤其是大帝国。如果看不到这一历史现实,就没有理论自信,也看不到中国巨大的发展机遇。
我给大家画一个图,稍微用点数学来解释我们的“代谢增长论”。
![](/uploads/image/ainf_img/article-wz-300-03.png)
这个图描写的是理论生物学两个物种竞争模型,我们用来描写两种技术或产业的竞争。当开发出更多资源的新技术(绿线)出现后,竞争市场份额乏力的老技术(蓝线)产出就下降了。总产量是红色的包络线,是两种技术产出的加总。换言之,两种技术竞争,可能有两种结果:要么两者共存;要么一个灭了,一个兴起。任何一种技术、产业的生长,都受资源限制。技术的发展路径,开始一定是 s 型曲线,如果没有挑战者也会饱和。这叫逻辑斯蒂增长,其过程中知识是积累的,内生增长理论只对这半个过程成立(如绿线)。但现有技术一旦面临新技术的挑战,新技术打开的资源空间比旧技术高。比如传统农业资源只有耕地,工业化开发新的资源,如煤、石油、核能,结果怎么样?老的技术就衰落,新的技术就上去,两者加起来的宏观产出,就又有增长又有波动,这就是我们宏观经济学天天看到增长和波动的叠加。
我们的理论创新在于,宏观经济波动的源头,不是计量经济学建模的噪声或周期波,而是一系列小波的叠加。小波英文是 wavelet。小波的产生是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。市场规模限制是市场竞争最基本的非线性特征,和市场经济非均衡的根源。小波的叠加绝对不是线性叠加,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。中国整体论的思想非常简单。就这么一句话,新古典经济学线性均衡论的数理模型就要加以改造。新古典经济学用布朗运动、随机游走来描写价格变动是“看不见的手”,他们认为市场参与者理性决策的结果,是市场价格像一个醉鬼,在均衡态附件随机游走。政府对一个醉鬼市场什么也干不了,不能把市场放在笼子里,只好听之任之,即使出了危机,也只能等市场自身复原,没药可医。但是如果宏观波动是小波叠加的结果,你会发现在小波的不同发展阶段,政府作用可以完全不一样。技术研发初期市场难以介入,政府和社会支持的研发对技术创新起决定性作用。技术起飞阶段规模递增,市场泡沫可能出现,技术饱和阶段必然出现垄断;技术衰落期消化过剩产能或落后产能,更需政府和社会的帮助。你也可以用这个图形来解释大国的兴衰。显然,市场和政府在技术竞争的过程中是共生演化的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,没有纯粹的市场,也没有可以脱离市场的守夜人。政府、社会、企业、家庭,都是相互影响的参与者。
〔陈平教授: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,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。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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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演讲第二部分:历史发展的多种竞争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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